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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二十世纪，是风云变幻、天翻地覆的时代，是中华民族从饱受欺凌走向扬眉吐气、昂首阔步前进的时代，是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时代，是英才辈出的时代。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中国绘画艺术家们团结在爱国主义的大旗下，心系民族，心系群众，与广大人民同呼吸、共患难，同拼搏、共欢乐，在火热的战斗生活中不断地成长壮大，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绘画艺术家和大量代表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艺术精品，使中国绘画艺术出现了有史以来空前的繁荣，为中华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永远值得全国人民的称颂。
中国绘画艺术，历史悠久，在数千年的艺术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壮大、改革、创新，和汲取外国绘画艺术之长，出现了许多画种。诸如中国画(包括水墨画、工笔画、写意画、彩墨画等)、油画、版画、漫画、指画、烙画、漆画、壁画(包括全景画)、水彩画、粉画、民间年画、西藏唐卡画、壶(瓶)内画、瓷瓶画、瓷板画、蛋壳画、风筝画、素描、速写以及剪纸、刺绣、发绣等等，中华儿女的高智商在绘画艺术领域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在炮火纷飞的年代，而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都豪放出灿烂光辉，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艺术宝库，共同建起中华民族绘画艺术的世纪丰碑。这座伟大的丰碑，标志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文化的诞生和发展，标志着我国的绘画艺术适应时代特点和人民要求，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相结合，走过了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不平凡历程。
（一）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时期。前五十年是中国人民被人侮辱、饱受苦难和奋起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时期；后五十年是中国人民取得反帝、反封建的伟大胜利，成立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处于两个不同时期的中国绘画艺术，显然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宝贵的经验。
建国前的五十年，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艺术家们生活颠沛流离，绘画艺术衰落。值得赞扬的是一些有志报国的热血青年，在共产党和鲁迅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不顾生命危险，以笔代枪，利用木刻版画和漫画，为抗战救国和解放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1、木刻版画
木刻版画最早是我国创造的。早在公元868年，唐代的《金刚般若经》卷首画，就是世界上第一个木刻版画。鲁迅曾说：“中国的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有个很体面的历史。”唐以后五代、宋、元木刻版画日益发达，明清两代为我国木刻版画的黄金时代，技术精湛，完善，也广为应用。
大约在十四世纪初，中国的木刻技术传入欧洲，经过五六百年的发展，到二十世纪形成高潮。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鲁迅正在处于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他认为木刻版画具有很大优点，“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这实在是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1929年初，他开始组织出版《近代木刻选集》，介绍西方进步作家的木刻版画艺术，倡导新兴木刻。1931年夏，在地下党的支持下，在上海举办了木刻讲习会，培养木刻人才，参加人数达百余人，多为进步青年，为新兴版画奠定了基础。当年，学员习作展览会上展出了许多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对现实斗争的关注，以及悼念被国民党杀害的进步作家，如胡一川的《饥民》、《流离》、汪占非的《纪念柔石》等。“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学员们创作了许多反映抗日救国斗争的作品，如李华的《怒吼吧！中国》、群夫的《搏斗》、沃渣的《不愿作奴隶的妇女》等。鲁迅高兴地称赞道：“它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部分木刻家纷纷向内地转移，在武汉、桂林、重庆等处活动。1938年6月，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简称全木协)在武汉成立后，在汉口举行了抗敌木刻画展览会，并编辑出版了《全国木刻选集》；武汉撤退前，又发展了一些新会员，并在桂林、成都、湖南、昆明等省市建立了办事机构或分会等筹备组织；全木协总会设在桂林后，工作中心除继续办展览和出版版画集外，更注重培养作者和进行有关理论研究。1939年10月19日，全木协在桂林举办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木刻展览会，展出国内新兴木刻329件，中国古代木刻30幅，西洋古今木刻62幅，以及有关史料文献84种。1940年10月19日举办的“木刻十年展”，盛况空前。以后又到曲江和长沙展出，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沪宁失守后，原在上海活动的木刻家们一部分转到浙江积极活动，组成了“浙江战时木刻研究会”，编印了社刊《战画》，主要发表了木刻创作和讨论文章；举办木刻函授班，参加学员达100多人，创办浙江省木刻用品供给合作社，成立木刻刀具制造工场，出版《木刻艺术》双月刊、《鲁迅与木刻》、《木刻画册》、《活页画贴》等，为推动中国木刻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1942年1月，在重庆的木刻艺术家们为主组成中国木刻研究会(简称木研会)， 10月在重庆举办了“双十全国木展”，展出作品255个，其中包括解放区木刻30件，展出盛况空前，观众达到15,000人次。著名画家徐悲鸿参观后，称赞中国木刻家们取得的成就，并称古元为“中国艺术界中一卓绝之天才，是他日国际比赛中之一选手……必将为中国取得光荣”。
抗战胜利后，木研会迁往上海，1946年6月4日，木刻家们云集上海，决议将木研会改组为“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并立即筹办抗战八年木刻展览会，出版会刊《木刻艺术》。9月18日，“抗战八年木刻展览会”开幕，展出木刻作品897幅，参加作者共13人。1947年，上海“五·二O”学生运动爆发前夕，李桦等木刻家们赶制了木刻传单，学生们赶印出8千张木刻传单，大游行时《向炮口要饭吃》、《打倒好战分子》、《你这个坏东西》、《团结就是力量》等传单漫天飘洒，犹如一颗颗子弹射向反动派。在北平、南京的木刻家们也刻制了许多配合解放战争胜利的作品如《欢迎人民解放军》、《工农联合起来建设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严惩反动分子》等，有的印成传单10万份散发，有的张贴在街头，起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美术青年来到革命胜地延安，参加抗战救国革命活动。1938年10月，由毛泽东、周恩来等发起，在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文学院”(鲁艺)，设立了美术系，受到党中央领导的关注。1940年，美术系扩大为美术部，创作出木刻连环画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木刻年画，如罗工柳的《积极养鸡》、《增加生产》彦涵的《春耕大吉》和《保卫家乡》、胡一川的《军民合作》等，印了一万多张，大部分散发给群众，又在集市上卖了3,000多张，受到群众的欢迎，又组织木刻工作团，到太行山、晋察冀、晋绥等解放区和新四军，创办报纸和画刊来刊登木刻作品，并成立各种美术团体组织、美术工作队，开展木刻版画活动，在新四军各师中，通过报纸、杂志和画报传播木刻版画。1945年11月，鲁艺一部分师生迁入东北，为了配合新解放区的宣传工作，举办了“陕甘宁解放区美展”，展出木刻、年画等作品200余件，东北画板社举办了“解放区木刻摄影展览会”，又到哈尔滨、大连、沈阳、安东等地巡回展出，很受群众欢迎。
鲁迅为新兴版画的健康发展鞠躬尽瘁，从编画集，找范本，举办展览会，与木刻青年通信150多封，出版《木刻纪程》，送木刻到法国巴黎参加展览，并且提醒木刻青年们，在白色恐怖下要注意斗争策略，不要作“无谋之勇”，并告诫他们要提高木刻艺术的技法，注意“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错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为它是艺术的原故”。“凡艺术都是宣传，但它必须是艺术。”在鲁迅的倡导、指导和处处精心照料下，使新兴木刻艺术一开始就显示出为劳苦大众服务的主题思想，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从1929年鲁迅先生在上海倡导木刻版画艺术打下了基础，播下了种子，到1949年二十年里，发展到大半个中国，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奇迹。木刻版画的实践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他们本着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基本规律，作品内容丰富、寓意深刻；二是绘画作品紧随时代，与时俱进，适应时代要求，才得以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一支群众性的艺术大军，并为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取得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后来的绘画艺术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2、漫画
中国的漫画也有较长的历史。据史料记载，早在十一世纪的宋代，就有石恪画的讽刺当时的官僚腐败的《玉皇朝会图》，明代有李士达画的讽刺那些为人不正者的《三驼图》。这种主题鲜明、造型夸张，具有讽刺特点的漫画作品，其历史近千年。
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廷腐败，民不聊生。1900年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团民们利用漫画为宣传工具，画有《射猪斩羊图》、《雷击猪羊图》等到处张贴，并在袁世凯的衙门影壁上画有一个头戴红顶花翎的大乌龟伏在外国侵略者的屁股后面的大幅漫画，引起群众的喝彩。
二十世纪初，在清廷丧权辱国、民怨沸腾的形势下，各地报刊迅速发展，大多利用漫画反映反帝爱国之情。1903年，蔡元培、李大钊主办的《俄事警闻》创刊号，发表了我国最早的报刊漫画《时局图》，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和官僚卖国求荣的丑态。1909年，上海《时事报》将当时全国报刊发表的美术作品汇编成《戊申全年画集》共36卷，其中20卷《寓意图》为政治讽刺漫画，为我国最早的漫画选集。不久，漫画作家大量涌现，形成了中国漫画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卖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公愤，漫画家但杜宇发表《国耻画谱》，是第一部反帝爱国的个人漫画专集。“五卅”惨案发生后，《东方杂志》发表了黄文农的漫画《最大的胜利》和《公理、亲善、和平、人道》，揭露帝国主义的残暴和伪善嘴脸，引起轰动，上海人民将漫画复制放大，张贴街头，配合宣传，英帝国主义十分恐慌，在租界法庭提出控告，成为有名的《东方杂志》漫画事件。1926年5月，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刊物《中国青年》在封面上发表了题为《矢志》的漫画。这是著名的漫画家丰子恺设计绘制的（包括刊名题签），这是他为了配合纪念“五·卅”，借用唐代张巡部将南霁云射塔“矢志”的故事，激励青年人树立为民族革命斗争到底的决心。当时正是国内斗争形势紧张时期，在恶劣的环境里，丰子恺能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刊物画了封面，说明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受到了广大爱国人士的支持和拥护。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国内政治黑暗，一些热血青年受到“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的鼓舞，以漫画为武器为国家民族尽义务。1927年秋天，由丁悚、张光宇、黄文农等组成“漫画会”，曾创作出不少反帝反封建的漫画，编选出版了《文农讽刺画集》，1928年春天出版了《上海漫画》周刊，发表了许多政治漫画，如黄文农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他狂喊，中国人杀东洋人》，讽刺政界官僚的《他正在读总理遗嘱》等，还组织了漫画函授部，培养漫画人才。
一向关心和支持进步美术事业的鲁迅，对漫画事业的健康发展提出过许多指导性意见。早在1918年就写文章，指出漫画可以“针治社会的痼疾”，应当“指出确当的方向”，“引导社会”。1925年，他翻译出版了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其中一篇《为艺术的漫画》，阐述了漫画的发展历史，特点、功能、表现形式等问题，这篇文章对我国的漫画理论工作起了启蒙作用。
我国的漫画创作，到了30年代，进入了一个高潮，漫画作者众多、刊物多达19种，但多数刊物和作品，由于受西方漫画的影响，为迎合小市民的趣味，不健康的内容和情调相当突出。对此，鲁迅注意支持办得好的刊物，并指出：漫画的“漫”，并不是旧日的文人学士所谓“漫题”、“漫书”的“漫”。“漫画的第一件紧要事是诚实，要确切的显示了事件或人物的姿态，也就是精神”。从而端正了人们对漫画艺术的误解。
1934年9月创刊的《漫画生活》，左翼美联成员张谔和蔡若虹等发表了大量政治讽刺漫画，如张谔的《战神与和平之搏斗》、《世界之再分割》，黄央的《帝国主义在中国》；反映劳苦人民苦难生活的作品，如蔡若虹的《皮口敢泥口敢》、《白金龙与红锡包》、丁里的《矿工》、盛公木的《逃荒》等。该刊受到鲁迅的赞赏和支持，特地把它赠送给日本文学家增四涉，扩大其国际影响。
1936年11月4日，由《时代漫画》和《上海漫画》两刊物发起的“第一届全国漫画展览会”在上海开幕，收到来自全国的稿件达2千多件，展出600件，其中以抗日为题材的作品如高龙生的《国破山河在？》、廖冰兄的《标准奴才》、蔡若虹的《剩余的剩余价值》、张仃的《年午夜》、李凡夫的《剿匪图》等，特别引人注目，展览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抗日战争开始后，上海文艺界组成“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成立了“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创办了《救亡漫画》。后因战争紧张，由叶浅予、张东平、廖冰兄、张仃、胡考等人组成“救亡漫画宣传队”，从上海出发，向西挺进，经常冒着敌人的轰炸进行宣传，在南京举办了“抗敌漫画展”，后在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的指导下，开展宣传工作，编绘对敌宣传品、标语、传单；编辑出版《抗战漫画》，鼓舞抗战的士气，宣传战斗的胜利，并在香港编辑出版英文版的《今日中国》，加强国际宣传。1938年冬武汉失守，又撤到长沙、桂林，在长沙时曾与第三厅所属各团队一起聆听了周恩来的讲话，受到很大鼓舞。1939年，宣传队部分队员撤到重庆。1945年3月叶浅予、张光宇、丁聪、廖冰兄等八人举办了《漫画联展》，其内容大多触及当时尖锐的政治问题，给予反动派以无情打击。如叶浅予的《无题》、廖冰兄的《犬视》、《教授之餐》、张文元的《前方与后方》、《如此山城》、丁聪的《路》等，都受到好评。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特地接见了部分漫画家和木刻家，对他们的展览给予热情的鼓励。救亡漫画宣传队历时三年中创作了各种漫画近千幅，展览百余次。这批作品，主题鲜明，形象醒目，富有鼓动性和号召力，在中国绘画艺术史中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40年代初期，上海等地的部分漫画作者奔赴解放区工作，延安解放区的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经常发表漫画，如华君武的《榜样》、蔡若虹的《新中国的基石》、张谔的《第二战场》等，有力地配合了形势的宣传。1942年，华、蔡、张举办了《三人讽刺画展》，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参观了展览。新四军的漫画宣传也很活跃，许多军中画报都发展了大量漫画作品。东北解放战争打响后，一些延安的漫画作者随军转战到东北，加强了漫画宣传，突出的作品如华君武的《磨好刀再杀》，寥寥数笔，把蒋介石的形象勾画的惟妙惟肖，把那鬼鬼祟祟的神情塑造得十分生动，加深了主题的深刻性，成为评价很高的漫画精品。
抗战胜利后，原来在重庆等地的漫画家叶浅予、张光宇、丁聪、沈同衡等陆续回到上海，人民革命斗争和解放战争的发展鼓舞着他们，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促使他们奋起战斗，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漫画作品。王乐天在《新民报》上发表的一些漫画，引起反动当局的恐慌，派特务分子到报馆威胁要他们把作者交出来，由于主编的保护，才免遭迫害。
1946年5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内战开始，中共代表团撤离上海前，周恩来接见了漫画家丁聪、沈同衡、张文元和几位木刻家，语重心长地嘱咐大家，黎明前夕有一段时间将更为黑暗，要保存势力，善于斗争，给予作者们以极大的鼓舞。随着白色恐怖的加剧，一部分漫画家转移到香港，组织起“漫画研究会”，编辑出版了刊物《这是一个漫画时代》，其内容的政治性战斗性更加鲜明，如米谷的《挖蒋根》、张文元的《大闹荣国府》、丁聪的《现实图》等。叶浅予在1946年去美国观光考察，创作了著名的组画《天堂记》，共36幅，是解放前我国揭露资本主义世界，在思想性艺术性都具有较高水平的作品。
1946年左右，上海一些爱国大学生，急迫要求漫画家们给他们传授漫画，以便掌握这一种宣传斗争的武器。1947年5月11日，在沈同衡的主持下在上海成立了“漫画工学团”，开展讲课、创作、出版和展览活动。参加人数达百余人。工学团自印刊物《漫画进军》，分发到一些大学和工会，以供临摹和复制、放大进行宣传。1948年4月，举办了题为《春梦图》月展，内容为《美帝的迷梦》，《独夫的幻想》、《人民的恶梦》、《天快亮了》等，共80幅画。在一些大学展出时，受到热烈欢迎。展览得到了宋庆龄的资助，提供了全部展览的衬纸费用。1948年5月进行第二次月展，总题目是《送葬曲》。五月份正是为伪总统就职和纪念“五·二O”的活动月，上海进步学生2万人在交通大学进行检阅集会，漫画工学团日夜赶制作品在会场展出，很好地发挥了宣传作用。5月31日，作品在法学院展出的第二天，遭到特务的破坏，殴打和逮捕工学团团员，抢去作品，上海的一些军政头目也亲自出马镇压，造成著名的“上海漫画事件”。漫画工学团做为群众组织，培养和组织了进步漫画力量，发挥了其特有的宣传鼓动作用，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是中国绘画艺术史中光辉的一页。
3、中国画
21世纪初，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年代里，部分中国画家还在固守“四王”和文人画那样的脱离社会现实，忙着“精研古法”、“保存国粹”，对救国救民缺乏责任感，落伍于时代，难免要受到忧国忧民的进步人士的批评和责备。但是，许多艺术家们，继承中华民族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传统，有的“以笔代枪”，参加抗日宣传活动，有的奋起搞作品义卖募捐。如著名画家傅抱石，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所作的《屈原》、《离骚》等，体现出他对祖国山河沦落、人民流漓失所的无比痛心，他为讴歌抗日志士而作《国殇》，受到人民群众的尊敬，为揭露反动派统治阶级不顾民困国难而寻欢作乐而作《丽人行》。
早年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的何香凝，经常以绘画作品支持革命。她的作品，常以雄狮、猛虎表现中华民族的觉醒，激励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起来打破封建枷锁，解放自己。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多次举行义卖，募捐筹款，支持抗日将士。人称“虎公”的张善子，画了许多老虎分赠给前方抗日战士，鼓励他们勇敢杀敌，“八·一五”后，日寇进犯武汉，他用白布绘制了巨幅国画《怒吼吧——中国》，画中有28只老虎在追逐扑吞落日（代表日本军国主义），反映出全国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气概，并到欧洲、美国等地举办画展。他义卖书画，为抗日募款，深受世界上爱好和平人士的好评。
抗日战争爆发时，画家蒋兆和正在北京任教，他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践踏我国半壁河山，造成灾黎遍野，亡命流离，老弱无依，贫病交加，嗷嗷待哺。他呼喊：“在深重的民族苦难面前，艺术家是选择为艺术而艺术？……我竭诚烹一碗苦茶献给人民，为民写真，为大众去呐喊，去表现那些在日寇铁蹄下的劳苦人民和在敌人炮火下的同胞们。在这个时代里，只有艺术方能表现出人间情景和痛苦的现实遭遇。”他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1943年秋，完成了长4丈高7尺的巨幅长卷《流民图》。在北京“太庙”展出时，看画人中有一个警察走到蒋兆和面前，恭敬地向他敬了一个礼，这说明发自人民心底深处的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和抗议是何等的强烈。展览受到日寇的惊慌，几个小时后就被迫停止展览。1944年，《流民图》在上海展出时，被日寇没收毁坏，1995年，《流民图》的复制品在日本展出时，许多日本观众在画前感动得流泪。《流民图》已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见证。
值得敬佩的是被周总理称为“大师”的徐悲鸿，他从法国留学回国后，从追求艺术家的个人造诣转向为振兴民族文化而努力，把西洋油画的优点融和到传统的中国画中，创造出“洋为中用”的新中国画。抗日战争爆发后，爱国主义精神更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创作了一系列的忧国爱民，歌颂人民力量必胜的绘画。例如画雄狮《侧目》，表示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极度仇恨和蔑视；所画《雄狮》，可见数头雄狮会聚于山颠，雄视云天，气势宏大，抒写出正义必胜的信念；所画《奔马》、《征马》、《驰马》等，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抗战决心和勇气；他画的《愚公移山》，以愚公的精神鼓励全国军民不畏艰苦，坚持抗日，夺取最后胜利；他画《风雨鸡鸣》，只见雄鸡挺胸引吭高啼，象征着全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唤醒广大群众起来抗日。周总理看到这幅画，非常赞赏，说是他最喜爱的中国画之一。这幅画无愧是我国现代美术作品中的精品。
(二)
二十世纪的后五十年，是新中国从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时代，也是中国绘画艺术以崭新的面貌，发展、壮大以至繁荣的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绘画艺术，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1、首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订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文艺方针路线。十年动乱中，文艺方针被歪曲和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重申文艺方针路线：“坚持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同时号召：“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并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文艺工作者还要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只有不畏艰难、勤学苦练、勇于探索的文艺工作者，才能攀登上艺术的高峰。”后来，党和国家再度指出：“唱响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律，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先进文化必须贯彻的重要方针。”
2、建立统一的美术组织
1949年7月，新中国在成立前就召开了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周恩来在会上指出了社会主义新文艺的方向。会议期间成立了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后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作为党联系广大美术家的桥梁和纽带。后来，中美协又下设了中国画、工笔画、年画、水彩画、壁画、油画等专业性艺术委员会。不久，各省市也陆续成立了相应的分会或学会，广交朋友、热情服务、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路线，为繁荣我国的文化艺术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3、政府办画院
1956年6月1日，国务院会议通过决议，提出为保护中国画、培养中国画画家而设立北京、上海两个中国画院，同时责成文化部组织落实。并确定：“画院的具体任务是繁荣中国画创作，培养中国画的专门人才，并对中国画作理论的探讨，及负责院外中国画创作的推动和辅导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1957年5月14日成立了新中国的第一所画院——北京中国画院，周恩来总理在成立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指出：“希望北京中国画院今后能团结中国的画家，继承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吸收外国绘画的长处，努力创作，加强研究，不断提高、培养后代，让百花齐放，众美争妍，为创造社会主义的中国新美术而斗争。”周总理的这段讲话，对政府办画院的性质、职能和任务作了最好的说明。此后，1959年成立了江苏省国画院、广州国画院，1960年成立了上海中国画院、苏州国画院等等。
画院成立后，集中了国内主要的美术人才，担负起中国美术事业创新和发展的重任，成为国内美术创作的活动中心和对外交流的窗口，具有了培养人才和收藏作品的条件，并由“研究院”衍生出“学院”、“展览馆”、“收藏馆”、“画廊”等多种身份，为繁荣中国美术事业，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深入生活，反映时代精神，服务国家，贡献社会等方面，起到主导作用，在中国美术史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4、加强美术教育
建国后第二年，1950年4月1日，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徐悲鸿为院长。随后又成立了中国美术学院等，一些大学纷纷成立美术院系，有计划地培养美术人才，中小学校设置美术课程，逐步形成了全国性的美术教育系统，普及了美术教育，提高了全民族的精神文明素质。
在党的文艺方针路线的指引和一系列有力措施的落实，全国各类画种的艺术家们倍受鼓舞，纷纷行动起来，掀起创作热潮，形如雨后春笋，逐步形成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现就几个比较活跃的主要画种，分述如下：
1、中国油画
二十世纪初期，我国的思想进步的一批绘画艺术家，见到国势衰微，文化僵滞，带着国家强盛和文化振兴的强烈愿望，大胆地走出国门，向西方学习油画，创作了一些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精品佳作。建国后引进苏联油画，对中国现实主义美术有很大影响，在党的艺术方针指引下，培养出一大批中国油画艺术家，创作出许多精品佳作。如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罗工柳的《毛泽东同志在井岗山》、《地道站》、王式廓的《参军》、王盛烈的《八女投江》、王德威的《英雄姐妹》、艾中信的《红军过雪山》、张文新的《工程列车》、《一往无前》、高虹的《转战陕北》，恽沂苍的《洪湖黎明》等，中国油画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其中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特别引人注目。
著名油画家董希文，早年曾于法国学油画，建国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1952——1953年，他创作了举世闻名的油画《开国大典》，画面的宏伟广阔的气势，富丽堂皇的色彩，生动地描绘了19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大典的热烈亲切的场面，深受全国人民的赞扬。1955年，他又随北京“八一”制片厂摄影队沿红军长征路线进行写生，记录了红军长征地区新貌，创作了大量油画作品，如《红军不怕远征难》、《泸定铁索桥》、《芦花青稞丰收》、《春到西藏》、《原始森林下宿营》、《草地黄河源》、《藏女像》、《毛儿盖姑娘》等，融和了中西画之长，以丰富明快的色彩语言，豪放浑厚的笔调，表达了崇高的主题思想。
十年动乱，中国油画也受到干扰破坏。粉碎“四人帮”后，党重申“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以及“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两为”方向，油画艺术家们精神振奋，纷纷提笔创作，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抵制了西方腐朽文化的干扰，坚持以爱祖国、爱人民为主题，又创作了大量新作品，如王绪阳的《中流砥柱》、何孔德的《井冈山会师》、《彭德怀司令在朝鲜前线》、施绍辰的《孙中山与李大钊》、崔泉溪的《延安情》、沈嘉蔚和李如的《百团大战》、郑洪流、崔开玺、艾轩的《红军反围剿的胜利》等。纪念建党八十周年油画展，是我国第一次以油画艺术形式系统地展示出中国共产党80年光辉历程的美术展览，参展的作品主题鲜明，题材丰富，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地构成了中国共产党80年历程的历史画卷，中国革命的每一个重大历史时期，都被生动地凝固在画家们的画布与色彩之间。这样以中国革命历史题材为主题，集中全国众多的油画名家进行油画专题创作，在中国美术界是一个创举，使油画艺术发展形成一个新的高潮。
中国全景画的诞生，是中国油画改革开放后，引进西洋全景画的特长，结合我国现实的一项重大创新。全景画是长高120×16米以上的没有边缘的圆筒形巨型作品，画幅高大，不分左右，圆周连环，底缘与地面塑型融合一体，使观赏者如同身临其境，具有深情的感染力。鲁迅艺术学院继承鲁艺传统，弘扬鲁艺精神，从1986年开始，组织了以油画家为主，有中国水墨画家、版画家、设计家、舞台美术家等具有丰富的现实主义创作经验的艺术家们形成的群体，收集有关历史资料、书籍、回忆录、地图、图片等素材，深入历史遗址现场考察，经历思想联想，寻求历史感受，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完成了《攻克锦州》、《清川江围歼战》、《莱芜战役》、《郓城攻坚战》和《赤壁之战》五幅具有恢弘博大、气势雄伟美丽场景的巨幅全景油画，它具有浓重的中国绘画艺术特色，强烈的民族气魄、浓郁的本土气息，它预示着中国全景画创作盛期的到来，它是迎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应运而生，是代表先进文化的艺术精品。
油画作为一种视觉艺术，比中国画、版画等其他画种具有更丰富的表现力，油画的以形写神、以形传神的特殊效果超过其他画种，对各类画种反映现实和改进人物画起了推动作用。
纪念建军75周年的第十届全军美术作品展，是一次弘扬主旋律的艺术盛会，在绘画形象的概念化和形式化上有很大的改观，有一定的突破。不少作品注重写意性、叙情性，面貌新颖、自然洒脱。例如获一等奖的油画张庆涛作的《出航》、陈坚作的《进驻南京总统府》、忻东旺、裴常青、陈玉山作的《巡视天疆》等，获二等奖的周长春作的《凌云壮志》、孙浩作的《大鸟归来》、周鸣作的《寒夜》，获三等奖的吴玉麒作的《曙光》等，细致的描绘、生活的理解和艺术的表现结合得非常好，在形象的刻画上更深入了，细致的描绘更讲究了，是绘画性和艺术性高度的结合。反映三代领袖人物的三幅油画王琪、陶兴义作的《峥嵘岁月》、邵亚川作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和张延昭、于克敏、张文源作的《共进午餐》，把视角定在领袖人物的平民生活中，既能体现出领袖人物的本质，又能充分发挥艺术语言的自身特征，使观众有一种真实感和亲切感。
展品中也有不少中国画，如获二等奖的甘长霖作的《秋阳夕照》等，将传统中国画技法嵌入现代生活的路子，把花鸟画的技法巧妙地运用在人物画上，达到了和谐自然的境界，受到普通的好评；尤其是荣获一等奖的宫丽作的《巾帼魂》，充分发挥了工笔画的特性，在形象的刻画上绘出一种典雅庄重的总体风格，恰到好处的渲染，使画面产生了有朦胧的美感，有怀旧的诗意与浪漫的胸怀。
展品中也有大型版画作品，如荣获一等奖的贾力坚作的《模范》，十分精彩地把握了领袖与人民在形象上的生动和谐关系，深化了主题，使人在心有灵犀的感动中陷入深思，使观众有一种真实感和亲切感。
总之，这次展览，是中国社会主义绘画艺术主题性创作绘画成功的范例，是对美术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2、中国画
建国后，中国水墨山水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傅抱石，在党的关怀下，他的绘画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为实践“笔墨当随时代”的宏愿，提出“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的口号，以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面向生活，深入生活，走进名山大川，行程三万三千里。他深有体会地说：“革命遗址、遗迹的瞻仰，工业农业的参观，名山大川的游览，特别是随时随地接触到新人新事和一种新的人与人的关系，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教育了我们。”他创作了百余幅新作，如《陕北风景》、《抢渡大渡河》、《大军渡过黄泛区》、《井冈山》、《三峡图卷》等。1959年，他和著名绘画艺术家关山月，按照“江山如此多娇”词意，完成了高3.5米、宽9米的巨幅山水画。画面近景的高山苍松，采取青绿山水的重色，大河和平原用淡绿，再渐虚去，远处为云海茫茫，雪山蜿蜒，右上角的太阳红霞耀目，光辉一片，冲破灰暗的天空，使人感到“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最后由毛泽东主席手书“江山如此多娇”六个大字，为整个画面“画龙点睛”。这幅大画在人民大会堂挂出后，受到广大人民的深切喜爱，起到了振奋中华儿女的豪情壮志的作用，同时，也充分发挥出中国水墨山水画的优点和以爱国主义为主题创作的宝贵经验。
建国后，李可染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深入生活，先后三次身背沉重的画具，行程万里，跋涉于大江南北，作了大量写生和对景进行创作，对生活中的题材，独具慧眼，大胆剪裁，并注入情感，将祖国山河的雄美隽水融入画中，在情景交融中渗透出神韵。他在作品中将西洋画光影、背光、逆光的表现恰当地融合在中国画笔墨之中，博采众长，中西融合，创造出清新、生动、富有民族气息、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又有独特风格的新山水画。如《峨嵋秋色》、《漓江风光图》、《江山无尽图》、《千岩竟秀万壑争流图》、《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等，实现了他的“为祖国河山立传”的宏愿，为新山水画的蓬勃发展，起了示范的作用。
白雪石为了积累创作素材，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名胜古迹，河山新貌以及大自然的奇观、壮观，黄山、泰山、漓江等，尽收笔底。他的作品，倾注了热爱祖国锦绣河山的情愫，“为山川代言”，借景抒怀，创造出一种清丽、典雅而又通俗的、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艺术风格和样式。数十年来，他创作的布景画已近百幅，多数是丈二、丈六和长达六、七米的创作，画中境界豁朗而深邃，气象万千而引人入胜，充分展示着自然美及其活力，韵致别饶，时代气息浓郁，不愧为山水画创新的精品。
还有一些知名中国画家也都献出新作，如石鲁的《转战陕北》、姚有多的《新队长》、钱松岩的《红岩》、李琦的《毛主席走遍中国》、陆俨少的《教妈妈识字》、叶浅予的《印度婆罗多舞》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画艺术家们重温党的文艺方针，倍受鼓舞，凭借着训练有素的广大队伍和深厚的功力，积极掀起创作热潮，他们坚持以歌颂祖国、歌颂人民为主题，创作出大量新作品，中国画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如何海霞的《盛世海歌》、白雪石的《春风细雨》、《劲松》、刘大为的《晚风（邓小平）》、刘文西的《毛泽东》、李可染的《漓江山水天下无》、周思聪的《人民和总理》、李琦的《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周总理）》、（韩素音见到这幅画立即流下怀念的眼泪）、李鸣鸣的《中华魂》、黄胄的《亲人》、《春潮》、赵华胜的《正义的胜利》、《肝胆相照》、《走向新世纪》、周顺恺的《最后的嘱托》、单应桂的《童年的回忆》、陈钰铭的长卷《九州悲歌》、蔡玉水的长卷《中华百年祭》等等，使中国画出现空前的繁荣。
二十世纪末，年轻的绘画艺术家毕建勋完成了一幅题为“以身许国”的12.2×14米的大幅水墨人物画，画的是我国14位“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他以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和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为主题，运用了传统绘画的基本要素和线条造型，将传统的山水画皴法和引进的素描方法融合在一起，达到以形写神、形似神似、形神兼备的效果，画中的每个人物都是布衣素服，朴实无华，但都是充满感情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具有奉献的、有理想的、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的科学家。大画的背景采用了长城、高山和流云，加深了人们对这些民族精英的敬佩之心意。这是一幅使人震撼、激奋、深受鼓舞的、弘扬时代精神的力作，是改革开放20年来，美术创作繁荣结出的一个硕果，说明了中国绘画艺术家以改革创新的胸怀，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接受世界文化遗产来丰富中国水墨人物画的表现力，做出了成功的回答。大画公开展出时，杨振宁博士看后认为：这张画画得很传神，栩栩如生，见到画犹如见到了所熟悉的科学家们的音容笑貌。画得很像很像。
必须提到的是中国画的工笔画。
中国工笔画是一项历史悠久的画种，到唐代，工笔重彩灿烂生动的画风已相当成熟，达到繁盛辉煌时期。唐代后期，写意画悄然兴起，元明清时代迅速发展成为画坛的主体，工笔画处于被贬低、排斥的地位，进入低谷，有的工笔画家以通俗的题材和形式走向乡村市井。新中国成立后，工笔画发挥了在广大群众中的深远影响，创作出许多历史故事和神话连环画，受到广泛的欢迎，有的连环画书一部印数就多达400万册以上，显示出工笔画的通俗普及的特点。改革开放后，中国画坛上出现了新局面，工笔画家们在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指引和鼓舞下，队伍扩大，人才辈出，作品以新的姿态出现在画坛上，并以开放的包容性，从油画、水彩、水粉、版画、民间年画以及工艺美术设计中汲取营养，向欧、美、日等国外绘画艺术借鉴，从写生入手，学习解剖、透视等科学造型方法，以充实自身，提高格调和品位，并把表现的重心转向现代人物画。1988年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当代工笔画大展，得到很大的反映，都认为是工笔画振兴的里程碑。1989年第七届全国美展中工笔画作品约占半数，第八届全国美展中工笔画作品几乎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二。工笔画自身的传统具有较强的写实精神，注意整体与细节的客观描写，通过可信的真实表达某种情趣、思绪和感受，色彩的处理也和西方绘画接近，显示出其适应性和融合性，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3、民间年画
民间年画相传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经过历代民间艺术家的辛勤劳动，不断创新，逐步形成了构图饱满、线条挺拔、色彩鲜艳的独特艺术风格。它长期扎根于民间，与广大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充分体现出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和审美情趣，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是我国绘画艺术中的一支奇葩。可惜的是，二十世纪前半叶，国家多难，战火纷飞，民不聊生，致使民间年画衰落，甚至濒临艺绝。建国后，党和政府对这件扎根于广大农民群众中的画种十分重视，当时的政务院发布的第一份文件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来自老解放区的美术工作者和各美术院校的师生响应党的号召，纷纷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年画创作。他们深入民间了解人民，研究民间艺术，从中汲取营养，创作出不少优秀的年画作品，同时，一些民间年画艺人和作坊也纷纷收集散失的木刻、传统作品和有关材料，开始组织生产年画。例如天津杨柳青，于1953年成立了年画生产合作社，培养新学员，开始生产年画。1958年，天津荣宝斋与杨柳青年画合作社合并，改名为杨柳青画店，年画生产逐步扩大，第一部木版彩印《杨柳青年画资料集》荣获1960年莱比锡国际书展银牌奖，并远销欧美等地。十年动乱时，民间年画遭受严重摧残。改革开放后，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年画艺人们意气风发，积极恢复创作，使年画在广大农村中急剧发展起来。1979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天津杨柳青年画展》，走出国门，分赴法、意、比、卢、日等国展出，引起国际人士的喜爱。1980年杨柳青与山东潍坊、苏州桃花坞联合举办年画巡回展，1981年举办北京、天津、山西年画联展。1983年春节在深圳办年画展览，观众特多，报纸、电台都有宣传报导，盛况空前。为了使具有悠久历史的年画艺术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文化部和中国美协于1982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年画工作座谈会，要求美术学院要重视培养年画人才，有条件的院校应当设置年画系或专业，鼓励学生以年画为终身事业。会后，山东艺术学院等设立了年画专业，培养了一批新年画创作人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往来日益频繁，为使年画作为民族文化珍品走向世界，由文化部、中国展览公司等有关部门组织了中国年画出国展览，在法、德、意、奥、比、卢、芬、瑞、美、加、墨、秘、澳、马尔他、爱尔兰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展出，跨入世界艺术殿堂，受到国际人士的赞誉和喜爱，日本于1972年出版了《中国明清时代的版画》、前苏联于1966年出版了《中国民间绘画》、法国于1978年出版了《年画》等，扩大了中国绘画艺术在国际上的深远影响。
随着时代的前进，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对艺术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广大年画艺术家们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以新的艺术手段讴歌新生活、新人物，积极反映波澜壮阔的新时代，新作品、新产品不断涌现，除继承提高木版水印年画的艺术水平，扩大版画外，又出版了册页画集、胶印出版物，木版年画挂历、装饰图样、手绘纱巾、各种瓷器、壁挂、纪念章、纪念币、贺年卡、幻灯片以及外国人士喜欢的古版年画精品等。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年画的销量急剧上升，仅山东潍坊年画的年销量最高时曾达7亿张。广大农民对于以“一墨二粉三金黄、五颜六色穿衣裳”的色彩鲜艳、构图夸张、原汁原味、充满乡土气息、喜闻乐见的绘画十分喜爱。每逢年节，“有钱没钱，买画过年”、“年画墙上挂，年味飘进家”成为农民的“年饭”，以年画为题材的挂历和画册，也成为喜爱的“宝贝”。
4、壁画
改革开放后，中国新兴壁画开始兴起，1984年，中国美协第一届壁画艺委会成立，面对1600年前中国壁画的辉煌，一批新老艺术家以重振壁画雄风的热情，乘改革开放的东风，依靠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融汇八方成果，在实践中学习，历经艰辛，使我国新兴壁画以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为特点，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为国内外所瞩目，《现代中国美术全集·壁画卷》中收入的壁画作品达360余幅，实际上墙的作品以数千幅计，在大环境观念、与建筑的结合、内容的拓展、规模与形成、工艺手段的创新等等方面，都取得了丰富、宝贵的经验，产生了一批批优秀作品。例如一批军事题材的壁画，表现民族历史、风情、传说、故事的壁画，如《丝绸之路》、《扎西德勒》、《老虎滩传说》等。《水泊英雄聚义》壁画落成时竟出现万民空巷观赏的盛况。一批与科学相结合的作品，如在大庆油田勘察开发研究院大厅内的壁画《沉积的力量》，还有配合城市文明建设的中华世纪坛大型石雕壁画、居庸关陵园壁画、现代文学馆壁画，以及为沈阳、大连、河南等地完成的城市壁画等。这一切都说明，新兴壁画具有纪念性、装饰性、时代性、民族性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时代需要新兴壁画，人民欢迎新兴壁画，壁画存在着无限发展的生机，存在着更大、更高、更成熟的创作前景。
5、水彩画、粉画
水彩画自1715年由郎世宁传入中国已有270余年历史，经过几代绘画艺术家们的继承和拓展，逐渐融入中国文化，为中国百姓所认识和喜爱。改革开放后，在国家的文艺政策指引和鼓励下，绘画艺术家们积极创作，水彩画迅猛发展，作品日益增加，水彩画展览陆续在各地开花。1984年在全国美展中设立了水彩画展区，1992年举办了第二届全国水彩画、粉画展。1993年中国美协成立了水彩画艺委会后，水彩画更为活跃，1996、1998、1999、2000分期举办了四次全国性水彩画、粉画展览。第九届全国美展水彩画、粉画获奖作品曾在立陶宛展出。展览一届比一届办得好，创作队伍不断壮大，稿件也越来越多，2000年第五届展览收到的稿件多达3424件，评选入选作品277件，获奖作品58件，并同时举办了多样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和学术讲座。由于作品触及社会重大活动和人民生活，并以鲜明、强烈的人物形象（包括少数民族的）来表现创作的主题，融汇着东西方技法与审美的意向，引起社会各方的关注，赢得世界声誉，显示出水彩画艺术作为一门拥有独特民族风韵和艺术魅力的画种，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前景。
6、唐卡
唐卡是藏传佛教中的一种绘画艺术，始于公元8世纪，经过不断发展和创新，名家辈出，成就斐然。其画类很多，依其所使用的材质不同，大致可分为笔绘、刺绣、贴花、缂丝、织锦、版印等唐卡，应用于家中修行、弘法布道、庄严功德和教学。藏学家王尧先生对其作用归纳为：通过形象，给人以知识和力量、感情和信仰、道德和教育。
唐卡是一种工艺性很强的佛画，又称“藏画”，其艺术创作和绘画制作技巧有十分正统规范的要求，代代承传，法度严谨。因此，艺匠们绘制唐卡的工作态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有时完成一幅唐卡的绘制，要长达数月之久。建国后，一些唐卡画家到内地美院进修，并受到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感染，画风大变，有的在画面上运用透视技法，有的从现代绘画艺术中汲取营养，有的用唐卡语言描绘现代生活，表现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伟大成就，涌现出不少优秀“藏画”画家，如次仁多吉等，创造出许多好作品。
（三）
百年评述
一、“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强大无比的民族凝聚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精忠报国”、“职卑未敢忘忧国”，是中华儿女的美德。古往今来，只有伟大的主题思想，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凡是以爱国主义为主题思想的绘画艺术作品，不论是什么画种，都会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爱和赞扬，都会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不断成长壮大，创造出大量代表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艺术精品佳作。
二、为什么画、画什么和怎么画，其核心是为什么人画画的问题。这是每个画家在下笔之前必须认定的问题。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很明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就是说，是为了画给人民大众看的。失掉这个方向，就会失掉群众。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纯艺术”之类的，以群众看不懂为荣的作品，必然会被人民群众所唾弃。正如鲁迅所批评的那样：“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中国绘画百年实践证明，以爱国主义为主题思想，弘扬主旋律，以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方向，以广大人民群众为观众，不但不会妨碍艺术家们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反而会使绘画艺术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出现空前的繁荣。
三、绘画艺术创新必须与科学相结合
实践证明，艺术创新最重要的是必须尊重科学规律。
1、按照艺术与经济基础之间的规律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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