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卑未敢忘忧国

        1895年（清光绪21年）徐悲鸿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一个贫寒的乡村知识分子家里，幼年时过着“半耕、半读、半渔樵”的生活，他的父亲徐达章，是一位自学而成的贫苦画家，青年时期曾有过“济世”的抱负，但是目睹国破民穷，民不聊生，自愧“无才济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徐悲鸿幼年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和熏染，使他养成艰苦自励的作风和“读书务本济世”的志气。1907年，宜兴大水成灾，12岁的徐悲鸿随父外出谋生，过着流浪江湖的卖画生涯。他从小经受贫苦生活的磨练，深知民间疾苦，立定了为国为民、坚忍不拔的意志。五年后，父亲病重回乡，17岁的徐悲鸿独自挑起了全家生活重担，同时在三所中、小学任教，经常天未明就步行30里赶去上课，中途两过家门而不入。1914年，父亲病故，临终遗言告诫儿子：“要记住，业精于勤……生活再苦，也不要对权贵折腰。”父亲的教诲，成了他的终生矢志。不久，他看到有位留法的同乡带回的许多巴黎卢浮宫的名画复制品，开阔了眼界和思路，产生了留法的意愿。他料理完丧事后，决定离家去上海半工半读，提高艺术水平，但几次碰壁，求职不成，生活陷入困境，流落街头，饿着肚子卖画求生，在十分困苦的时候，也没有忘记求学上进，他身无分文，还报考和被录取了复旦大学法语系，立志要到世界的艺术中心巴黎去学习。在他等待留学的日子里，曾东渡日本研究美术，开始对世界艺术的探求。在日本东京的半年期间，徐悲鸿饱览了公私收藏的绘画艺术珍品，对日本绘画作了系统的了解，目睹日本画坛在革新中取得的成就——从所谓和汉艺术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所开辟的新局面。他称赞日本元禄时代光琳派的花鸟画，认为日本花鸟画原从中国学习，但是“渐能脱去旧习，而会心于自然，务为博丽繁郁之境，故花鸟尤擅胜场。盖能追综徐、黄、赵、易而夺我席矣。”同时，他也有机会欣赏到日本的一些仿真西洋名画，受到很大启发。由此，他感叹“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极矣！……实为深耻大辱”。他认为颓败的原因是“守旧”，是崇尚“四王”，是“阵阵相因”，归根结底是“民族之不振”造成的。为此，他立志要复兴中国美术，希望在二十世纪，中国画能超越前辈。
徐悲鸿回国后，北大校长蔡元培委以重任，被聘为画法研究会导师。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些进步人士，在“五四”运动前夕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从追求艺术家的个人造诣转向振兴民族文化方面努力。1918年秋，他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大会致词时讲：“中国美术界消沉已极，以所有美术，不足以称美术，故国人亦不重视。今后吾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当导中国美术入于正轨，将来多出纠正美术界之人才。”他并和画家陈师曾共同倡导国画改革，在《中国画改良方法》文中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可采入者融之”的著名论断，在理论和实践中，推动了中国画的改革。
      1919年，24岁的徐悲鸿，“为了探索艺术之津源”，终于得到赴法学习的机会，考入法国国立最高美术学校等处学画，并受到法国写实主义名师的指教，受益不浅。但不久由于国内政局混乱，官费断绝，生活困难，贫病交加，濒临绝境。但是，艰难困苦也磨炼了他的意志，激励着他奋发图强的精神，立志要成为一个大艺术家，为中国人民争气。他不畏艰苦，坚忍不拔，终于坚持了在法国6年的学习。1925年，徐悲鸿途经新加坡回国，田汉在上海举行“消寒会”，介绍他和文化界见面，交结朋友。后来又再去法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等地，观赏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壁画、雕刻，并创作了油画《康有为像》、《任伯年像》等和中国画《墨竹》、《渔夫》等“中西融合”的作品。
     192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工农运动的高涨，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振奋，形成轰轰烈烈的革命局面，引起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右派的恐慌，加强了反革命活动。当时徐悲鸿和许多优虑国家命运和前途的知识分子一样，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和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大革命失败了，全国重新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他哀叹“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1928年，徐悲鸿出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兼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与田汉、欧阳予倩等在上海共同推行现实主义艺术。一年后，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不久，辞职南归，仍任职中央大学艺术系教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1932年，“一•二八”事变，上海军民齐心抗战；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莫不切齿痛恨。在这种国难当头的形势下，徐悲鸿拿起画笔，创作了一系列救国救民的美术创作。著名的国画《九方皋》、油画《田横五百士》、《,菸液蟆返染褪窃谡飧鍪逼谕瓿傻摹?br />       油画《田横五百士》始作于1928年，1930年完成，这幅画取材于《史记•田儋列传》。画家选取这一历史题材作画，是为了宣扬爱国主义思想和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宁死不屈的气节，用司马迁所赞扬的“田横之高节”讽世警俗并自励。画中有画家自己和亲属以及当时朋辈的形象，徐悲鸿正是借历史题材描绘当时现实的，抒发从古以来我国人民所推崇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
      油画《,菸液蟆肥歉荨渡惺?bull;仲虺之浩》的诗意画成的。原句为“,菸液螅笃淅此铡?rdquo;意思是说：“等待我们的带路人，他来了，我们就得救了。”作者创作这幅画的用意是很明显的，当时中国人民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下，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加之连年灾荒，赋税繁重，农民更是活不下去。作者把当时中国人民的处境喻为夏桀统治下的百姓，他们在向往“成o?rdquo;之德，希望有人早日来解救他们。
      国画《九方皋》于1931年完成，取材于《列子•说符》篇的一个故事。九方皋是春秋时代相马名士伯乐的好友，对选马有很高的辨识能力，却不为当权者赏识。作者主要是借这个故事讽喻统治阶级不识人材，流露出他和当时许多爱国知识分子的抑郁和不满情绪。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运动的兴起，广大群众爱国情绪的高涨，促进了徐悲鸿思想的发展和创作题材的转变，这时不少作品寄托着画家忧国忧时的思想感情。1932年，日寇为了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中国共产党发动上海人民支援十九路军坚持抗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疯狂进攻，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徐悲鸿在兴奋中振臂挥毫，画了一幅雄鸡，题为《雄鸡—唱天下白》，下写“十九路健儿奋勇杀敌，振华毙亡民族，图以美之”。但是，上海的抗战很快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十九路军被迫撤出上海，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了卖国的《上海停战协定》。国统区人民和爱国知识分子所看到的救亡图存的一线光明也破灭而陷入苦闷中。徐悲鸿这时作了国画《沉吟》，题诗：“天地何时毁，苍然历古今。平生飞动意，对此一沉吟。”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情感。
      1933年，徐悲鸿应巴黎国立美术馆的邀请，前往法国举行中国近代画展，后到德、比、意展出，又在柏林举行徐悲鸿画展。1934年，应前苏联的邀请，赴苏举办中国绘画展览，并讲中国古今艺术之变迁，在莫斯科举行了中苏两国艺术器交换典礼，途经希腊时观览了古希腊艺术。
      徐悲鸿访苏回国后，在南京举办苏联木刻展，并撰文赞扬苏联木刻版画。后来，他与汪亚尘、颜文梁等组织画会“默社”，并与鲁迅共同努力，在南京、上海展出苏联版画，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攻击，他愤然离开南京，又在香港、广州、长沙办悲鸿画展。从法国回国到“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徐悲鸿充分发挥了他的深厚的艺术功力，创作了大量与时代相结合的中国画和油画作品。中国画如《鸣鸡》、《竹君》、《马》、《六朝人诗意》、《竹鸡》、《风尘三侠》、《南京一多》、《牛》、《扑鼠》、《狮》、《鹰》、《德京旧梦》、《九方皋》、《马》、《群牛》、《鸡》、《松鹰》、《新生命活跃起来》、《颟顸》、《狮》、《荷花》、《双猫》、《奔马》、《渔鹰》、《饮马》、《虎与兔》、《晨曲》、《逆风》、《红梅》、《秋呤》、《雪景》、《沉吟》、《漓江舟子》、《风雨鸡鸣》、《壮烈之回忆》、《荷篑巴妇》等，油画如《蔡公时济南被难》、《田横五百士》、《抗日阵亡烈士像》、《霸王别姬》、《,菸液蟆贰ⅰ端镏猩较壬瘛贰ⅰ豆鹆稚剿贰ⅰ痘粕健贰ⅰ兑埂贰ⅰ恫氏肌贰ⅰ对乱埂返取Ｆ渲腥缰泄厄罚幸欢员ナ持杖铡⒀鸫τ诺睦撩ǎ史嬷敝嘎艄笕佟⒉还斯野参！⑷嗣袼阑畹墓竦撤炊桑枰晕耷榈呐昊鳌?br />       如果说，作为一个无权、无财、无力的平民画家，面对处于危难之中的祖国，较多的是运用他手中的画笔，表达他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职卑未敢忘忧国”。而当“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疯狂烧杀抢掠，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徐悲鸿勇敢地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伟大责任感，为抗战救国日夜奔忙，做出了他力所能及的重大贡献。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在共产党领导和号召下，长辛店工人冒着枪林弹雨到宛平前线修工事；华北农民出粮、草踊跃支援二十九军抗战；北平、天津一带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义勇队、战地服务团等参加实战。国民党南京政府虽然向日本提出了抗议，但不积极领导和支持战斗在宛平卢沟桥前线的二十九军，而是醉心于和日本侵略者谈判，幻想和平解决。结果，日本借谈判之机，向华北大量增兵，7月28至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8月13日，日本在上海又发动了“八•一三”事变，向上海举行大规模的进攻，上海军民奋起抗战，坚持三个月，11月11日，上海沦陷，中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在共产党的主动谈判和催促下，9月23日，蒋介石才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广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出现了全民族齐心奋起抗战的新局面。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片面抗战和大遣退，日军占领上海后，立即进攻南京，1937年11月20日，南京政府迁都武汉，12月5日，守军不敌日军而放弃南京，12月13日，南京被日军占领。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10月25日，武汉失守。
      中央大学在战火中从南京迁往重庆，徐悲鸿继续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耳闻目睹祖国大好山河被日寇铁蹄贱踏，以中国画《壮烈之回忆》、《风雨鸡鸣》、《自写》、《牧笛》、《大树双马》、《洗衣》、《群鹅》、《牛浴》、《贺江景色》、《枇杷》等，寄托自己抗敌的思绪，也有直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作品，如《侧目》，把侵略者比作毒蛇，雄狮比作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充分表达了他的爱国仇敌的决心。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华民族光荣传统的感召下，1939年，他写信给自己的儿女称：“国家大难临头之际，各人须尽其可能尽义务。……我因为要尽到我个人对国家的义务，所以想到南洋卖画，捐与国家。”他说到做到，身体力行，赶赴南洋，在新加坡举行筹赈画展，将卖画收入悉数捐献给抗战；又在印度诗人泰戈尔之邀赴印度讲学，并在印度国际大学和加尔各答先后举行中国近代画展，让国际人士了解中国；后来，又先后在槟城、怡保、吉隆坡举办徐悲鸿画展，将卖画全部收入近十万美元捐献给祖国，救济灾民，支援抗日战争。他不仅从经济上给祖国人民以支援，作为一个画家，更从精神上给人民以鼓舞，创作了大量中国画，如《愚公移山》、《铁锚兰》、《群马》、《木棉》、《红棉》、《九歌》、《牧童》、《秃鹫》、《奔马》、《紫蓝》、《赵姬》等和油画《中华女杰王莹》、《喜马拉雅山》等。
      大幅中国画《愚公移山》，是徐悲鸿以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寓言故事《愚公移山》为内容的精心创作。1940年，画家正在印度举办画展，这时他虽然远离祖国，但心和祖国人民联在一起，提笔作画，并在画上题诗曰：“回天直须愚公愿，安得禹国八载功。”画家回忆起抗战的艰苦性和人民生活的艰难，以愚公移山的精神鼓舞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和坚持持久抗战的必胜信心。这幅画从主题内容和艺术表现都洋溢着抗战救国的时代精神，大画突出了顶天立地的人群和无比巨大的力量，表达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和斗争精神，气势磅礴，高山仰止。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勇士们，以叱咤风云的魄力，向顽石开战。画中的男女老幼就是愚公移山精神的化身，其中有年已九旬的北山愚公，也有孀妻、幼儿，这个由老、中、青、童四代人组成的移山队伍，是一支无坚不摧的力量，在愚公的带领下，团结战斗，掀动山河，给人一种回天必胜的信念。相隔60余年的今天，我们面对这幅巨作仍然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和画家创作时的激情，仿佛从画中能听到怒吼之声、愤懑之音和《黄河大合唱》的旋律。这种“力”的艺术，一扫明清以来中国人物画的颓败，振兴了中国画坛。
      徐悲鸿的家喻户晓的创作《马》，寄托了他的感情的理想。他笔下的马有继承有发展，并且赋予了新时代感情，是最容易被广大群众所理解的艺术语言。他认真分析了马的气质、性格、特点，借物抒怀，从而塑造出画家心目中马的形象。他笔下的马是人格化了的马，不施鞍鞯、笼头，是没有人骑，也没有人牵和放牧的，这种奔放不羁、意气风发的千里马，反映了作者追求自由解放的心情。他画的马是与时俱进的，前期的马有如落拓的英雄，后期的马则如奋发的勇士；解放前他的马描绘出嶙峋的傲骨，新中国成立后，他的马一变为在解放大道上驰骋，“首之瞻处即光明”的马。为了画好马，画家速写“积稿千百纸”，经过精心塑造，刻苦实践，就变成“徐悲鸿的马”。这种马具有“竹披双耳峻，风送四蹄轻”的英爽俊逸的风度，“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豪迈忠诚的性格，在精神状态上表现出一种“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气慨，不但画出马的神速，还画出马的烈性，像“红鬃烈马”那样拼命的性格。
      中国画《漓江春雨》创作于抗日战争之际，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日寇长驱直入，国民党节节败退。徐悲鸿目击国民党的丧权辱国，愤然离开南京去桂林。在这里画家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产生了歌颂她的强烈愿望，并引起他创造一种新艺术风格的意图。他在传统水墨写意技法的基础上，吸引融合了水彩画、西洋画的表现技巧，创造出雄奇别致、意境一新的桂林山水，寄托着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这幅《漓江春雨》把洇墨、渗透的效果发挥的淋漓尽致，运用大泼墨造成秀丽深远的意境。除了一叶扁舟，画面几无线条，全凭墨块中巧妙的留白，令若隐若现的村庄，错落有致的树木，闪现于鬼斧神工的山丘之间。他运用了水墨的酣畅，那空灵的山光与荡漾的水彩，使基本造型手段放射出奇光异彩。
      徐悲鸿在国外办画展回国后，继续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他全心全意扑在教学上，他一大早便到教室，不是挥毫作画示范，便是个别指导，讲解滔滔不绝。他住在磐溪山上的一个祠堂里，与艺术系教室隔着滚滚嘉陵江，每次到校上课，来回都要上下石阶数以千级的陡坡，再经颠簸的小舟过渡，日日如是，不辞劳苦。他生活简朴，中午往往到离教室不远的渡口吃碗炸酱面，或啃两口烤红薯，再回教室继续工作。繁重的教学工作和严重的营养不足，使他积劳成疾，患有高血压、血管硬化和慢性肾炎，病重不支时才不得不住院治疗。在这一时期还坚持创作，如中国画《群马》、《松鹤》、《雄狮》、《征马》、《八哥》、《鹊噪》、《国殇》、《孔子讲学》、《双饮马》、《懒猫》、《飞鹰》、《奔马》、《钟馗》、《水牛》、《月色》、《梅花通景》等和油画如《春城山风景》、《玉簪花》、《银杏树》等。1945年初春，郭沫若同志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托，冒着春寒，到嘉陵江畔的磐溪来看望徐悲鸿。当时徐悲鸿住在山上的一个祠堂里，正害着病，屋里阴暗寒冷。郭沫若拿出带来的延安的红枣和小米，笑呵呵地对徐悲鸿说：“这是周恩来同志特意托我送给您的，他向您问候。”在乌烟瘴气的重庆，病人每天只能吃到配给的发了霉的“平价米，”周恩来同志这样周到细致的关怀，使徐悲鸿感到无比的温暖。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徐悲鸿到北京出任北平艺专校长。他路经上海时，去看望郭沫若同志，就在他将要走出时，周恩来同志忽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周恩来同志热情地伸出那强劲而温暖的手，紧紧地握住徐悲鸿的手，满面笑容地说：“希望你把北平艺专办好，为人民培养一批有能力的美术工作者。”这番话使徐悲鸿受到很大鼓舞。他到北平后，聘请了许多有教学能力和思想进步的画家任教，建立起写实主义教学体系，理论联系实际，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努力为人民培养有能力的美术工作者。在此期间，伪“北平市美术协会，”在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下，污蔑徐悲鸿摧残国画，发动“倒徐运动”，徐悲鸿针锋相对，毫不妥协，招待记者，向报界宣传，据理力争，宣传新国画的艺术观点，坚持中国画的革新。他倡导的新国画，包含了反帝反封建，同情劳动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媚外投敌的意志。他认为：“艺术乃民族生活之现象，思想之表征。……故道在日新，艺须日新，新者生机也，不新则死。”他勇敢地排除了各种干扰，坚持他的教学方针，得到了进步师生的拥护和支持，并组织起北平美术家协会，协会推选徐悲鸿为名誉会长，吴作人为理事长。随后，徐悲鸿拒绝了国民党飞机接他去南京，又与吴作人、艾中信、李桦、董希文、冯法祀等成立“一二七艺术学会”，迎接解放。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田汉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从解放区来到北平会见徐悲鸿。田汉和徐悲鸿早有交往，1935年田汉参加进步的话剧运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被投进监狱，徐悲鸿和宗白华将他保释出狱，现在老友重逢，格外亲切。田汉面带笑容激动地对徐悲鸿说：“我从解放区来，毛主席、周恩来同志要我捎信给你，希望你留下，不要离开北平，我们就要来了！”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使徐悲鸿激动得彻夜不眠，他梦寐以求的光明时刻就要到来了。他团结了一批进步美术家，抵制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北平艺专的破坏和对进步学生的迫害，决心把艺专办成一个“左派学校”，信心百倍地积极参加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

热爱党  热爱新中国

      北平的解放使徐悲鸿极为振奋，他满怀热情地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积极投身到党所领导的人民文艺队伍的行列中。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被选为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和第一届政协代表。1950年4月1日，由徐悲鸿任院长的中央美术学院成立，挂起毛主席为中央美术学院的题词。他感动地说：“这是我生平的无上光荣。”他决心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更加努力工作，为国家培养更多的青年美术工作者。作为美院院长，无论工作怎样忙，有两个班的课，他必亲自讲授。一是初进校的一年级，一是毕业班。对初进校的学生，要培养他们严肃苦读的风气；对毕业班，要考核他们的学习成绩，并为之补课。他要美院以最合格的美术人才贡献于社会。1953年，他勉强能离开病床行动时，便立刻到美院为毕业班和进修教师讲课，当时上下车都要人搀扶。他说要争取时间把所有的知识还给人民，否则就没有机会了。
      徐悲鸿作为一个来自旧社会的艺术家，在党和国家的团结和培养下，勇于接受真理。他参观了“解放区美术作品展览会”，兴奋地写道：“新中国之艺术必将以陕北解放区为始。”他对邵宇同志画的连环画《土地》，王式廓同志画的《白毛女》插图和年画《改造二流子》非常热爱，认为这些画内容深刻，叙述翔实，摹写精确，是“与生活感情相溶之艺术，不仅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而且匠心独运，艺术性很高。”他学习了党的文艺方针和毛主席文艺思想，看到了解放区的革命美术，他认识到自己一生所提倡的写实主义的局限性：“未能接近大众。”他写道：“获得进步之良诀，乃深刻检讨自身之缺点，而勇猛改正之充实之。”作为一个在旧社会美术界“辟荆棘，陟崎岖，盘旋于穷崖幽谷，曲折萦回，始入大道”的艺术家，他对毛主席和党深怀敬意，衷心拥护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他兴奋地写道：“方向确定，努力有所。”他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接受并努力实践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1951年，他在《艺术为祖国服务》一文中，把艺术看作是打击敌人、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的武器，认识到“只要不计一切，把自己的武器投到战斗里去磨练，才有它光辉的前途。”“艺术家应到战斗中去，从战斗中磨练，不但可以退锈，而且可以更锐利。”他鼓励师生，听毛主席的话，下工厂、去乡村，以身作则，以忘我的精神带病参加了土改，坚持到山东导沭整沂水利工地体验生活，为工农兵模范人物画像，为反映新时代新人物作准备。他感动地写道：“吾中国人民原有愚公移山理想，到了毛泽东时代真地看到了。”这个时期，他不顾身体多病，仍坚持作画多幅，如中国画《奔向太阳》、《如松柏之茂》、《在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上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油画《骑兵战斗英雄邰喜德》、《毛主席在人民中》（未完成），素描《毛主席在人民中》（画稿）、《战斗英雄李长林》、《子弟兵的母亲》、《劳动模范贺敬德》、《工程师张?像》、《农民任继东》、《鲁迅与瞿秋白》（画稿）等。但是，他终于因劳累过度而突发脑溢血，半身不遂，不得不住院治疗。
      徐悲鸿一生走过迂回曲折的道路，经历过痛苦，也有过斗争，但只有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才找到正确的方向，他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敬仰和热爱，在二百毫米的高血压下画了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衰弱，每天一清早他就立在凳子上不停地作画。他画的毛主席素描头像，洋溢着画家对领袖的浓厚感情，把毛主席对人民的信赖，对革命充满必胜信念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现出来。这幅素描像至今为人民群众和美术工作者所珍视。但是，这幅油画创作终因他的身体不支而停笔。周总理知道后，非常关心他的身体和创作，亲自看望徐悲鸿，共同商讨在年老体弱的情况下怎样继续进行创作。周总理对徐悲鸿说：“你创作《毛主席在人民中》这幅画想得很好，如果早一点告诉我，我们一起来研究，好好计划一下，可以如愿以偿的。”周总理一席话使徐悲鸿又一次受到极大鼓舞和教育。
      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毛主席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这时徐悲鸿卧病在床，坚持为志愿军画了《奔马》，寄到朝鲜前线，并在信中写到：“我以能为你们服务而感到无限光荣”。志愿军战士看到他画的马，兴奋地说：“祖国人民热爱咱，给咱寄来千里马。”志愿军开了大会迎接祖国亲人寄来的慰问品和徐悲鸿画的《奔马》，给画家的回信中说：“收到了祖国亲人的来信和慰问，使我们获得了力量和增强了信心，鼓舞了我们的斗志。我们要用智慧和勇敢战胜敌人，为朝鲜的解放，争取人类持久和平斗争到底。”志愿军的革命精神鼓励和教育了徐悲鸿，他在写给志愿军的回信中说：“接到你们的热情洋溢的来信，鼓舞了我的勇气，增强了我战胜疾病的信心，我决心学习你们勇敢乐观的精神。”于是，从1952年起，画家就不顾医生的禁止开始锻练起床，一天天减少了躺在病床上的时间，终于能做一些轻微的工作，又拿起画笔，留下了最后几幅作品。
      1953年9月，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开幕之前，徐悲鸿到中南海谒见周总理，夫人廖静文陪同在座。周总理和徐悲鸿亲切的交谈，徐悲鸿向周总理汇报了美术界的情况，谈了国画的发展、继承和借鉴，也谈到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周总理点头表示同意，微笑着说：“一切艺术都应当随着时代向前发展，停滞就没有生命了。国画吸收西方绘画的某些优点，便会更加丰富。”他凝思了一会，继续说：“国画以后也不一定叫‘国画’，对其他画种来说，‘国画’这个名字有唯我独尊的意思”。徐悲鸿说：“我们美术学院叫‘彩墨画’。”当时徐悲鸿的身体仍然十分衰弱，周总理谆谆嘱咐他保重身体，并亲自送他到汽车旁，搀扶他上了汽车，他们从车窗里望见周总理站在台阶上目送他们。
      9月23日，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在下午的会议上，周总理向代表们作了过渡时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报告，徐悲鸿带病从早到晚参加会议，在下午的会议上，他一直坐在主席台上聚精会神地聆听，中间休息时，他陪伴周总理到休息室，周总理担心徐悲鸿身体不好，劝他不要听完，但徐悲鸿不肯放弃聆听这样精辟动人的报告。当时，周总理还不知道徐悲鸿是从早晨就一直参加大会的，会后，徐悲鸿还要到一个兄弟国家大使馆去参加外事活动。
     徐悲鸿最后留给人民的作品是一幅雄骏、矫健、轻疾、神逸，看起来有“瘦骨铜声”之感的奔马。画面上题有“百载沉疴终日起，首之瞻处即光明”的诗句。这既是画家个性精神的写照，也寄托着画家对伟大祖国获得解放的喜悦之情。他准备在12月26日毛主席六十诞辰时，用这张画连同一副对联一同敬献给毛泽东主席。但是，在9月26日晚，徐悲鸿参加第二次文化会，欢宴波兰代表团的晚会上，突然脑溢血复发，经抢救无效，病魔无情地夺去了他的宝贵生命。
      生前，徐悲鸿曾和爱人说过：“有些朋友曾劝我参加民盟；我要加入共产党，可我还不够条件，对党的事业没有做出什么贡献……”。他以有限的余年为争取参加中国共产党作准备，这对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受了多年资产阶级教育的老画家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徐悲鸿逝世当天下午，周总理到北京医院向徐悲鸿的遗作告别。周总理怀着沉痛的心情，久久地注视着徐悲鸿遗体，极其沉重地说：“徐悲鸿的死，是一个永远无法补偿的巨大损失！”
      当天，徐夫人廖静文根据徐悲鸿的遗愿，把他留下的大量遗作和那些举世无双的珍贵收藏，全部捐给国家。她说：“悲鸿和他的事业，是属于国家，属于人民的，这些宝贵的珍品凝聚了他对国家和人民深沉的爱。我应当这样作。”
      12月11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央美术学院全体师生，以及首都文艺界500余人，在中央美院举行了徐悲鸿追悼会。全国文联主席、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会上讲话：“徐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杰出画家，卓越的艺术教育家，是艺术教育界的榜样。应当学习他在艺术创作上的现实主义精神，学习他勤练、笃学的艺术劳动态度，学习他培养青年的热情，并将他的遗作作为艺术遗产加以研究。”接着，中国美协和中央美院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徐悲鸿遗作展览会”，从他个人遗存的800余件的作品中远出226件参展。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展出时，周总理在百忙中抽时间前去参观，在每幅画前都认真地观看，仔细阅读画上题写的每行字，看后说：“要好好保护这些画，成立纪念馆很好”。后来，周总理在多次讲话中指出：“徐悲鸿的画是和政治相连的。”“在画家中徐悲鸿是政治上过得硬、站得出来的。”“徐悲鸿先生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心美术教育事业，重视培养人才和专业训练。”1957年，周总理在北京中国画院成立大会讲话中，以徐悲鸿为例，说明继承民族优秀传统和吸收西洋科学技术的关系。指出徐先生的作品，能够融合中西，徐先生是他生活年代的一位大师。
      1955年，“画家徐悲鸿纪念馆”成立后，周总理为纪念馆题写了“悲鸿故居”。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给外国朋友送贺年片时指定选印徐悲鸿画的马，并称赞他的作品。1973年7月毛主席批示要派人察明恢复受损的徐悲鸿纪念馆。1978年5月，邮电部决定发行选自徐悲鸿作品的特种邮票《奔马》一套，共十一枚。

徐悲鸿——中国社会主义美术的先驱

徐悲鸿的一生是忠心爱国的一生，是为中国美术的创新、发展和教育作出卓越贡献的一生，是最早贯彻党的社会主义文艺方针政策的最高水平的艺术大师。
      一、徐悲鸿的紧随时代的上千幅的创作，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艺术宝库，为爱国的艺术家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徐悲鸿在创作思想上是一贯主张“第一以人为主体”。面对民族的灾难与危亡，目睹人民的痛苦与呻吟，他充满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感怀，创作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人物画。即使是画动物，他也往往予以人格化，寄情托意，甚至成为自己的化身。最有代表性的首推画马。他笔下的马，都是瘦骨嶙峋的野马，而不是膘肥毛滑的鞍马。一个个神骏生风，意态雄杰，放浪形骸之外，大有如杜甫《丹青引》中所说的“斯须九重真龙山，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气概。1941年第二次长沙会战，他画《奔马》如飞，似乎要直赴前线，表达“忧心如焚”的情怀。1942年画《征马》，题词道：“水草寻常行处有，相期效死得长征。”1944年作《驰马》，题词为：“问汝健足果何用？为觅生刍尽日驰。” “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天涯何处寻芳草？认识当年旧战场”等题句，均寄托了爱国挚情，配上画面笔飞墨舞、奔腾不息的骏马，越发感人至深。新中国成立后，他才展颜画了面含悦色的奔马，四足腾空而起，正是“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画家对新中国的由衷拥戴之情跃然纸上。
他的画狮，与画马托意相仿佛。如1934年所作雄狮，腾空飞跃于山林之上，怒吼而过，如闻其声。题句“新生命活跃起来”，并说“危亡益亟，愤气塞胸，写此自遣。”寄托了对民族奋起的热切期望。1943年所作的《群狮》，构思是起于战败日军“会师东京”的设想，画数头怒狮及雏狮，聚于山颠，雄视云天，气势极大，在题名中写道：“略抒积愤，虽未免言之过早，且意其终须实现也。”抒写出正义必胜的信念。
      徐悲鸿画水牛则着意突现敦厚、平和。他不止一次地画牧童和牛，寄托着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他曾在一幅牛图中题道：“泰平岂容希冀，倘索诸吾指端者聊可力致耳。终恨画饼之不能充饥也。不然者，吾自入画为牧童，意良足矣。”于此可见一斑。在一幅水牛吃草图上他题道：“芳草得来且自饱，更须何计尉平生。”联想到悲鸿先生毕生不遗余力地发现和培养美术人才的高尚品格，更可增强我们对他画牛的理解和感情。
     徐悲鸿画鸡，多寓有歌颂光明的含意。1937年春，在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将形成之际，他创作了《鸡鸣图》，题上《诗经•风雨》中诗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并署“怀人之作”。画中红冠金鸡立于石上，引吭高歌，含蓄地表露出画家对“君子”———中国共产党的爱慕。
     可以认为，徐悲鸿先生将中国传统绘画中借物抒情、以物喻人的艺术特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徐悲鸿在艺术上的成就与他进步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同时也和画家刻苦治学、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密切相关。一幅稿子画七八次是常有的事，《愚公移山》的稿子现存的就有30余幅，《九方皋》是第七次修改的定稿，为了画马，“画了数以千计的马的草稿，但至今还没有一幅使自己满意的行空gallop（马的四蹄同时离地飞奔时的称呼）的马”。其实，早在20年代，他到上海时画的马已赢得很高的声誉，当时的名画家高剑父、高奇峰称赞他画的马“虽古之韩干，无以过也。”为了画出马的理想的神态和“气吞山河的烈性，”他艰苦探索了一生。为了创作行走的狮子的后腿，他每天到动物园耐心地观察，作了大量的速写，用了三个月才达到理想的效果。他一生中，除了特殊情况外，画笔是从不离手的。他认为勤学苦练是一个画家的本分，为了祖国艺术事业而忘我的劳动，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他从来耻于向别人炫耀自己的成绩和艺术上所下的苦功，他永远不满足自己的成就。他在《悲鸿画集》中写道：“致敬意笔工、墨工、纸工、色工，愧吾之能尚未尽诸劳动者所造之用也。”他热爱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人民，经常以他们的创造来鞭策自己，努力为人民画更多的好画。徐悲鸿是以他的精心创作，丰富了中华民族先进文化艺术宝库的艺术大师。
      二、徐悲鸿为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有能力的美术工作者。
建成国后，徐悲鸿任中央美术学院第一任院长。他感动地说，这是他生平的无上光荣，他决心在党的领导下更加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的青年美术工作者。由于在旧社会长期过着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疾病一直折磨他。1952年，他躺在病床上仍然十分关心教学和国内外美术活动，并经常找人了解学校情况。他第一次患脑溢血出院后，又回校工作，指导教师进修，总结教学经验，并经常到教室考察学生的学业，给毕业班讲课，在空隙中，仍然挥笔作画，有时中午也不回去休息，买点烤红薯作午餐。1953年，他的病稍有好转，大夫劝他在家继续养病，他一定要坚持工作，到美院查看学生的成绩，发现学生的素描缺乏统一的调子，拄着拐杖到校亲自指导，并找出一些优秀素描图片，详加说明，分析优劣。暑假时，有一批美术学校的教授、讲师集中在北京，组织了油画、素描进修小组，徐悲鸿亲自辅导。他说：“集中时间进修好比用大火煮，以后还要经常用文火煨，才不致于生疏。”在他的关怀下，1953年，我国创立了第一所美术学院附中，他在逝世前一个月还带病参加了中央学院附中的开学典礼。为了培养祖国新一代美术事业的接班人，他费尽了心血。
      为了提高学生们对继承中国画传统方面的认识和功力，徐悲鸿注意发挥民间艺术家的作用，请来授课。例如画家齐白石，初到北京时没人知道，他在艺术上的成就还没有被人了解，甚至于还受到某些保守主义者的攻击，徐悲鸿却非常敬佩和器重他。1929年徐悲鸿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时，与齐白石订交，并请他任艺专教授，并为他编画册，二人情谊很深。齐白石称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君也。”
      这是一个远见卓识的艺术教育家所具有的“泰山不辞杯土，大海不拒细流”的伟大胸怀。
      时至今日，中央美术学院建校52年，已经培养了一大批（     名毕业生）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有能力的美术工作者，徐悲鸿若有知，定会点头含笑九泉之下。
      三、徐悲鸿从建国后到逝世前（1949—1953）的五年，他的思想和创作开始进入新的时期。一个在旧社会受尽颠沛流离之苦的艺术家，带着他父亲“读书务本济世”的遗言走向社会，“飘零十载、转走千里”耳闻目睹中国画的衰败，“立志成为一个大艺术家”。“存在决定意识”。处于国家衰败、民不聊生的时代，无职、无权、无财的一个贫苦画家，只能处于忧国忧民、无力回天的悲愤之中。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大举进攻，国土沦丧，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战，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批热心青年奔赴前线杀敌。在这样的救国浪潮中，徐悲鸿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感召下，从“忧国”中站出来，走到抗战救国的队伍中，以笔代枪，创作出一大批紧随时代、鼓励人民抗敌救国的图画，并且身体力行，出国卖画筹款，支援抗战救国。但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家的兴亡并未得到解决，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反共反人民，全国人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自己也落得疾病缠身，并且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不得安宁。这时，共产党给了他温暖和鼓励，支持他实现“艺术教育”的理想。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解放区人民生活改善，苏联之行，都使他看到了祖国的光明和未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从而投身到解放全中国的队伍中。新中国的建立，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爱护和教育，使他深切的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从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看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的爱国、爱民、支持文化艺术创新的好领导。尤其是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参观了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的作品展出，找到了自己摸索多年梦寐以求的中国美术的发展方向，认清了道路，不顾身体多病，深入工厂、农村、水利工程工地，贡献出自己多年学习和锻炼出来的深厚的艺术功力，为祖国、为人民又创作出紧随时代、歌颂祖国、歌颂人民的新作，他终于走到热爱党、热爱新中国的路上来。这是一个来自旧社会的爱国艺术家的必然结果，他所贯彻执行的党和文艺方针路线，实际上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文艺方针。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勇于实践，终于成为一个社会主义人民的艺术家，成为最早贯彻执行党和社会主义文艺方针的著名美术大师。
      徐悲鸿以他的革命实践证明，他堪称中国社会主义美术事业的先驱。

      主要参考资料：
一、《徐悲鸿评传》•王泽庆编著•人民美术出社1995年出版
二、《中国近代名家画集•徐悲鸿》•于化鲤、齐林编辑•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出版。
三、《人品画格一代无——听廖静文先生讲徐悲鸿生平》•一文作•《书画苑》1994年第12期总第104期•安徽省老年书画联谊会主办。
四、《试论悲鸿先生的动物画》•《美术纵横》•马洪增作•美术史论丛编•1987年9月第三辑。
五、《长空万里一悲鸿——怀念徐悲鸿老师》•谭勇作•载入南京大学《百年南大情缘》
六、《中国绘画艺术百年颂》•蔡宗健作•载入《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系列从书，并获世界艺术文化交流中心颁发的国际优秀论文奖。

      本文载入《“三个代表”的理论与实践》丛书、《当代中国科教文集》、《中华名人文论大全》、《跨世纪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际》、《与时俱进走向辉煌》（理论与实践卷）、《中国创新报道理论成果集粹》、《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创新思想文库》、荣获《中国当代优秀人才创新学术成果》特等奖、《中国新经济研究中心优秀科研、学术成果》特等奖、编入《共和国建设者》（文论成果选编）荣获一等奖、第十一届“校园风”全国文学大奖赛一等奖、《中国新思想新学术成果》一等奖、《首届中国改革开放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全国“创新中国”时代论坛优秀论文奖、新时期优秀领导人才获奖文库优秀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