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形写神”还是“以神写形”，是国画界长期存在的两种不同见解。由于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画的技法问题，而且是涉及如何评价国画作品以至中国画发展方向和前途问题，故此实有必要认真探讨。
      绘画作为一种记载和传达信息（包括思想感情）的特殊图形，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且已清楚的呈现出它的发展规律。发现、研究和运用其客观规律，才能促其发展；反之，以主观意志来代替客观规律，必然会阻碍其发展。
     中国绘画艺术历史悠久流长。据考古发现，远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黄河、长江流域都有早期的美术创作，从出土的彩陶上可看到一些动物纹样。可以认为，这些时期的画家是从动物的实际形象、经过大脑加工后，使用不太灵巧的手和初等画具，绘制出的作品。从理论来讲，是走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路子，是“以形写神”的产品，只不过是其形和神水平都不高而已。
     随着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物质条件的改善，促进了绘画的进步。春秋战国时代，宫廷、宗庙、官署等大型建筑物上的壁画已较普遍；从出土的铜鉴、铜壶、铜镜和帛画上，可以看出绘画水平已大为提高，尤其是帛画，不仅显示出当时肖像画的水平，更可看出肖像不但形似，而且具有神似的气势，是“以形写神”的佳作。
     秦汉时期，统治者看好绘画艺术的重要作用和功能，广泛利用美术形式宣扬政绩和封建礼教，宫廷、墓室、祠堂壁画上，漆器、陶器等工艺品上都出现了精妙的图画。这些作品大都出自劳动人民画工之手，他们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以形写神”的行家里手。汉代以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宗教美术繁荣起来，出现了敦煌莫高窟、大同?岗等宏伟的石窟雕刻和壁画，民间绘画也随之兴起，涌现出一批名画家的绘画理论著作。名气最大的是被誉为“晋代书画第一”的顾恺之，他总结出前人绘画的经验，提出“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的重要原理，强调人物肖像不仅形似，而应表达出人的神情。他的作品的“神似”，曾为观众惊叹叫绝。唐朝时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艺术空前发展，涌现出众多的绘画大师巨匠，其中最有名的是被誉为“百代画圣”的吴道子，他创造出大量的气势宏伟、感情奔放的宗教壁画，所画的人物形象能使观众感到人物有“启眸欲语”、“转目视人”的效果，充分说明其“以形写神”达到空前高度的水平。大画家张璪总结前人绘画经验，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八个大字，可以说，他发现了绘画产生过程的规律，他的理论成为千古相传的至理名言。唐代末年，出现五代十国的分裂，连年战争，民不聊生，绘画艺术随之冷落。宋朝统一中国后，经济进一步发展，文化艺术也繁荣起来。由于皇帝对绘画艺术的重视和喜爱，设立宫廷画院，征召画家为宫廷作画，民间绘画也随之大发展，出现了荆、关、董、巨、李、刘、马、夏等有名的美术大师，中国绘画达到鼎盛时期。这时的多数画家重视对客观生活深入观察，极力追求艺术形象的真实生动，合情合理，因此创造出大量传世佳作。但是，由于文人士大夫也参加了绘画行列，把绘画当作“寄情”、“写意”的手段，重视乘兴挥毫，不拘形似，反对形似，苏轼甚至提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他喜画枯木怪石，以表达其“胸中蟠郁”。文人参入绘画界，丰富了绘画技法是好事，而贬低形似的作用，则是违反客观规律，把绘画引向脱离实际生活的歧路。元朝虽未设画院，但也看到绘画艺术的重要作用，招纳一些画家绘制帝后肖像及宗教壁画。这时，出现了一位“荣际五朝、名满四海”、高官厚禄养尊处优的赵孟頫。他鼓吹“作画贵有古意”，反对南宋画院和民间职业画家的风格，追求笔墨形式，认为只有简率、高雅的作品才附合他的标准。他在当时是颇有影响的人物，不少画家追随其后，例如倪瓒就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示形似，聊以自娱耳”。为后世作画“不求形似”者作出了榜样。从此，写意文人画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也引起了“以形写神”还是“以神写形”的纷争。明朝建立后，为了宫廷装饰和政治需要，又征召全国画工为宫室作画，社会上职业画家也活跃起来，又涌现出一大批国画名家。值得一提的是在明末出现的一位官到礼部尚书的董其昌，他精通书文诗画，山水画取法董、巨、倪、黄，强调笔墨趣味，形象景物脱略，缺乏真实感，他虽然也说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以造物为师”，实际上长期养尊处优，不肯实行，绘画主要靠临仿，自知“未能作人物、舟车、屋宇，以为一恨”。可见他根本未去“行万里路”；尤其是他把画家分列成“南北宗”，褒“南宗”，贬“北宗”，实质上是提高文人画体系的地位和声誉。这种打击别人、提高自己的恶劣行径与其子横行不法于乡里，酿成“民抄董官”事件同出一辙，如果以“人品即画品”的规律来分析，他的作品应是“霸气十足”。明代文人写意绘画的名家，突出的有陈淳、徐渭，他们反对花卉画中的以形写神，主张抓抓住其精神，表现出个人主观感受，以形象、笔墨到题诗都充满感情色彩，为后世多家称道。清代画家中，名声高者有“四王”、“四僧”、“扬州八怪”。“四王”在艺术上主要倾向是摹古，强调笔墨韵味，追求雅静平和的情趣，脱离实际生活。“四僧”则有所不同，他们属隐居山林的文人画家，寄情山川，借画笔抒发情怀，他们敢于突破前人成法，具有一定的革新精神。“扬州八怪”由于生活遭遇坎坷，对现实不满，其绘画风格、艺术情绪与正统文人画不同，能突破成法，勇于创造，鲜明地表现其个性，具有独特的风貌，其中名声最大的是郑板桥，他画的兰、竹行笔劲拔潇洒，章法新奇，形象真实而优美，他十分重视对客观形象的观察，自谓其画竹的过程是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最后形成“手中之竹”落笔成画。这个过程再好不过的说明画家运用“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规律而得到成果，他的作品也是正确运用绘画规律才得到“以形写神”的妙品。
        关于形与神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论述。强调形者有“形全者神全”（战国•老子）、“形者、神之质也”、“形存则神存”（南北朝•范慎），“传神者必以形”（明•莫是龙），“形之不全，神将安附？”（清•邹一桂）等；持相反意见者，除前文已提及的苏轼、倪瓒外，有“画梅要不象……不象之象有神”（清•查礼），“文人画不求形似，正是画之进步”（陈衡格）。现代国画大师中持有相同意见者有齐白石大师，他的名言“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常为诸多画家引用。白石大师话中的“似”，虽未说明，当然是指“形似”，不是“神似”。黄宾虹大师讲的就更清楚了，他说：“画有三：一、绝似物象者，此欺世盗名之画。二、绝不似物象者，往往托名写意，鱼目混珠，亦欺世盗名之画。三、唯绝似又绝不似者，此乃真画”，“作画当以不似为真似”。其实，白石大师并非不求形似，为了画好虾、蟹，十分认真观察实物，绘画力求真似，并曾对张大千的画的虾缺少一节提出修改意见，对他的学生画鹰象母鸡提出批评，并且对吴作人先生为他所作“齐白石万象”（这可是“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佳作）也认可了，未曾听说被贬为“媚俗”之作，我们也看不出其中包含着“不似”之妙。
        绘画是人类的精神创作，是表达作者意识的产物，是作者对客观世界，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的结果。存在决定意识，作者处在不同条件、不同环境、不同时期中，意识是会随之发生变化的。因此，分析画家、绘画作品、绘画技法、绘画动机等，都不能脱离当时的客观社会给予他的意识上的影响。从画家作画的目的来看，可分为三类：一是以政治宣传为目的；二是供人民群众美化生活；三是自我寄情欣赏。不同的观赏者自然有不同的评选标准，画家为了满足观众的需要，必然在技法上不断革新，力求作出“神、妙、能、逸”之品来，“以形写神”好？还是“以神写形”好？自然成为国画技法中争论的焦点之一。从我国的绘画史来看，第一、二类观众还是喜欢“以形写神”作出的“形象兼备”的好作品，不喜欢“以神写形”以致失去“形似”的作品。当然，作为第三类自我观赏者，自我发挥，有很大的自由度。
     “以神写形”最好的运用是画漫画，画一幅漫画首先要“意在笔先”，根据想表达的意来写形，写出的形可以希奇古怪，画人可以无手或无头或无脚，画树可直可弯、有一叶或无叶，全是凭着画家的意识来创作的。但是这不是中国画的发展方向。如果国画作者一定要坚持以自己所得到的“神”来写“形”，那首先要以“人品即画品”的规律来观察一下作者的“人品”和表达的是什么“神”了。
     总之，笔者很赞成蒋兆和教授的意见。他说“所谓‘以形写神’的原则，是一个战略指导思想，它要我们和先得形以出神，形不立则神不显，形不正神难全。如准确地画出形象，就已经为夺取精神准备了条件，因为精神是隐藏在整个形体之中的”。这是很附合客观规律的真话。
     绘画的特有的、巨大的功能，历来就为帝王们所重视和利用。今日，我们的国画家也要充分发挥绘画的功能，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我们作品的观众是广大人民群众，“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为目标，创作出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中国画来。

（本文载入《首届中国画学及中国画发展战略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