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乡下老农”，饱经风霜，能毕生孜孜不倦地从事绘画，取得辉煌成就，并获得史无前例的诸多荣誉称号和头衔，他就是人民艺术家齐白石大师，其作品是中华民族艺术史中的瑰宝。他的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够达到“至广大、尽精微、妙造自然”的境界，受到人民群众的厚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正由于爱我的家乡，爱我祖国美丽富饶的山河土地，爱大地上的一切活生生的生命，因而费了我毕生的精力，把一个普通中国人民的感情画在画里，写在诗里”。
     大师一生勤奋作画数以万计，他的艺术实践成功之处，一再证实遵守“师法造化、中得心源”、“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等绘画艺术的基本规律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以大师绘画中的“三绝”（虾、蟹、鸡）为例：大师为了画出形神兼备的虾，亲自养虾，长期观察和写生，对于虾的头、胸、躯干、眼睛、腿、钳、须及其透明感，无一不精察入微，“画虾数十年，始得其神”；为了画出“有形有神”、“神形俱似”的蟹，大师对蟹长期观察细视，发现“其足一举一践，其足虽多，不乱规矩”，画出的蟹“腿很饱满而表面扁平，身上腿上有细毛的意味”，直到70岁才画出其甲壳的质感；大师对鸡的生活更为熟悉，早年画鸡已很生动，但仍不满足，晚年仍继续研究，到80岁画鸡技法才最后成功。大师如此忠实于绘画艺术的精神，堪称后世画人的表率。
     大师在长期的、将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他的绘画艺术理论体系。虽然没有读过他的有关专著，但从散见于他的诗句、题款以及访谈录中，可以领会到他的主题思路和论述的真髓。
     大师出生在一个贫农家里，幼时牧牛砍柴，学做雕花木工，成年后兼做画工，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努力提高自己的绘画技艺，发现《芥子园画谱》后如获至宝，逐幅摹绘一至三遍，受益颇深；后来从老师和朋友中发现一些古今画家的作品，悉心观看、临摹，终于掌握了画山水、人物、花鸟、草虫的基本技法，为日后的绘画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此，他提出“学画应从临摹入手，这是学习传统技法的唯一方法。”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指导性的论述。大师的壮年时期，有机会游览了大半个中国，亲眼目睹了诸多名山大川，领略了祖国壮丽河山的美景，发出“为山水写照”的心声，做了大量对景写生，对于前一时期的临摹深感不足，提出“胸中山水奇天下，删去临摹手一双”，开始强调写生的重要性，要“对天地万物写生”，写道：“凡大家作画，要胸中先有所见之物，然后下笔有神。”“作画贵写其生，能得形神具似即为好矣！”这些论述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大师在这个时期有另一较大转变是发现和观摩了从未见过的古代名人字画，大开眼界，如饥似渴地学习，尤其对徐青藤、朱雪个和石涛（大涤子）佩服到极点，认为他们的画“能纵横涂抹，余心极服之”，“古人作画，不似之似，天趣自然”，对他们的作品以“临背临、三临”的功夫来临摹学习。但是，大师认为“前朝之画家不下数百之多，瘿瓢、青藤、大涤子之外，皆形似也”，“前人作画空言六法，而不能形神俱似，余深耻之”，则有失偏颇。但从大师奋力追求“形神俱似”的决心来看，则是值得敬佩的。
    大师晚年移居北京后，生活比较安宁，活动范围缩小，可师法的“造化”被限制在庭院之内，大师坚持“为万虫写照，为百鸟传神”，画了不少作品。但是当时北京已有诸多享有盛名的大写意画家，对大师“识者寡”，很少有人找他画画，影响生活收入。在友人陈师曾的劝告下，改学吴昌硕，认为“余画过于形似，无超凡之趣，决心从今大变”，立志“独创画派”，“能将有法为无法”，自称为“衰年变法”，并一再提出“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的论述。大师在这里所指的“似”显然指的是“形似”，不是“神似”，表示出他追求“形神兼备”的妙品在决心。
     大师“变法”后的作品，经徐悲鸿陈师曾的推荐和支持（徐悲鸿曾聘齐白石艺专教授），逐渐得到世人的重视，作品身价日高，名声随之日盛，大师关于“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论述也流传开来，许多画人奉为“座右铭”，但是也有人对大师的这段论述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用来掩盖自己的基本功不足和作品之拙劣。岂不知大师在创作上一贯反对文人画“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单纯玩弄笔墨，片面追求“笔墨情趣”而看不出画的是什么。他写道：“善写意者，专言其神；工写生者，只重其形。要写生而后写意，写意而后复写生，自能形神俱见，非偶然所得也。”这才是大师的“似与不似”论述的真髓。
    （本文载于《齐白石艺术研究》齐良迟主编  《商务印书馆》 199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