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在于它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用处。正如鲁迅所言，艺术的由来在于致用，由于致用，使艺术发展。绘画艺术是利用人类五官中最灵敏的器官——眼睛来认识世界的最佳手段。古今中外，人们莫不充分利用绘画艺术特有的功能来达到预期的目标，取得所需的效益。纵观绘画艺术的历史，大体上可以把其功能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宣传功能
      绘画是通过典型形象反映社会生活，使观众从绘画作品中看到有关方面的景象，从而认识现实、认识历史、认识真理，起到宣传作用。相传孔子参观周朝的明堂，见到壁画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各有善恶之状”，说明当时绘画已作为统治者宣传建立社会秩序的手段。后人也认识到绘画具有“使民知神奸”，“令人识万世礼乐”，“成教化、助人伦”，“恶以诫世，善以示后”的作用，又如吴道子画《地狱变相图》，“状阴惨，使观者腋汗毛耸，不寒而栗，因之迁善远罪者众矣。”说明利用绘画的宣传功能很有成效。
       绘画之所以具有宣传功能，首先有赖于绘画的形象逼真，有传神的效果，即须“形神兼备”。例如唐代吴道子画的赵景公寺执炉天女，使观众感到她“启眸欲语”，普提寺的舍利佛有“转目视人”的效果；当代画家蒋兆和画的《流民图》，能激起广大群众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李琦画的周总理像，使韩素音女士一看就流下怀念的眼泪。这些事例都说明这样形神兼备的中国绘画艺术的宣传功能的巨大作用。
      在西方绘画中，形神兼备的名画也很多。最著名的是达•芬奇的不朽杰作《蒙娜•丽莎》，以一个年轻女性温雅的微笑，赞颂了生命的可爱，不知倾倒多少人；尤其是她的右手被誉为美术史上最美的手，是一双比摄影更有体积感，更富有生命力，有人甚至能感到她的脉搏在跳动。可见绘画艺术感人之深。达•芬奇把肉体和精神、形和神、科学与艺术，完美地统一于一身，成为人类美术史中杰出的范例。
     （2）美化功能
      绘画是美术，能给人们以思美的畅想，赏美的享受，满足精神的需要。据考古资料所载，商周时期制造的青铜器、玉器上面已有雕刻精巧的龙、凤、兽等装饰图形，宫廷庙堂有装饰画。战国时期的丝织、漆器、金属工艺及玉石雕刻上装饰美化的纹样活泼精美，在宫廷、宗庙、官署等大型建筑物上的壁画已比较普遍，还有用笔墨在绢帛上画的绘画作品。汉代有了纸，画家开始用纸绘画，尤其是魏晋以后普遍用纸，绘画艺术逐渐进入平民百姓生活中，知识分子也参与了绘画创作活动，涌现出一批著名的画家，山水、花卉、人物等绘画艺术水平也不断提高，群众对绘画的美化环境和欣赏兴趣也愈来愈大。
     古代申外的帝王们，把优秀画家集合到宫内（或成立宫廷画院）作画，以美化宫院环境和供帝王欣赏不乏其例。宫廷画家为了迎合帝王们欢心，每画必精心绘制，不敢疏忽，从而提高了绘画技巧，出现了许多精品，促进了绘画艺术的发展。但是，由于局限于投帝王所好，使画家们难以充分发挥其创造力，同时，绘画内容多为脱离群众生活，使绘画艺术的改革与创新受到一些限制。
     只有当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安居乐业，生活舒适，并且步步提高时，要求美化环境、充实精神生活的愿望愈来愈强，绘画的美化功能才得以充分发挥，工艺美术受到宠爱。相反，当社会动乱，人民生活饥寒交迫，颠沛流离时，就顾不上去美化环境，绘画的美化功能也就难以发挥作用了。
     （3）寄情功能
     诗言志，画也言志，形为心迹，境由心造。绘画的寄情功能，很早就为画家们抒发内心思绪和意志所利用。例如，“元四家”之一的倪瓒，原为江南富户，自幼学习诗文书画，信仰道教，过着悠闲的生活，后逢农民起义，他变卖家产逃入太湖，过着“扁舟箬笠、往来湖柳间”的生活达二十年之久，他的绘画意境荒凉寂寞，景物空阔萧条，枯笔淡墨，表达出其失意、悲哀的情怀，以画自娱，自称“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又如清初“四僧”之一、自称“八大山人”的朱耷，为明宁献王之后，明亡后沦为草民，他满怀亡国丧家之痛，誓不向清廷妥协合作，性格倔强，举止狂怪，借书画抒发其愤慨之气，他画兰无垠，表达他失家亡国如同无根之兰；画的荷花荷茎挺立，表现其高洁的品格、理想和追求。“扬州八怪”之一郑燮，幼年生活贫苦，中年坎坷，曾在扬州卖画，50岁后任山东范县、潍县县令，为官清廉，能体恤民情，由于不善逢迎，得罪上级而被免职，又返回扬州卖画为生。他深刻认识到官场腐败和黑暗，言谈直率，作风狂放，寄情于绘画，其思想常反映于他的书画中。
      这些借画言志的画家多是不得志的、才华横溢的文人，他们寄情于绘画，或聊以自娱，或发泄怨愤，绘画反对泥古不化，主张创新，重写意、轻写实、重笔墨情趣、轻造型结构，为文人画家所喜爱。但是有些绘画寓意不清，必须配以诗句；并且与平民群众生活距离较远，反映现实生活的不多。
      实际上，每位画家都愿寄情于自己的作品之中，并集多种功能于一体。例如徐悲鸿画的骏马比真马更美，高剑父和高奇峰称赞他画的马是“虽古之韩斡无以过也”。徐悲鸿在画中寄情于高度美化的奔马，并以此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其作品成为不朽之作。但是也有的作者，片面地理解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的言论，迷恋于倪瓒的“不求形似”，甚至越走越远寄情于任意涂抹成“画于儿童邻”的作品。这种作品，如果展示给观众，不仅传不出什么“神”来，并且使人不免有“欺世”的感觉，并不代表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实在不宜提倡。只有“形神兼备”的绘画作品才能具备其全面的功能，才能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才能在新世纪里开创中国绘画艺术的新局面，创造出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辉煌。
 （本文载入《中国美术论文集》）